​香港电影中的「四大恶人」，个个晚景凄凉

香港电影中的「四大恶人」，个个晚景凄凉

上世纪60年代，华语电影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。

从1979年起，华语电影在两岸三地涌现出三股力量，即台湾电影、香港新浪潮，以及内地第五代。

他们的出现让整个电影市场变得繁荣，张艺谋、陈凯歌、侯孝贤、杨德昌、王家卫、吴宇森等人屡屡在国际上斩获大奖。

其中，尤以香港电影尽皆过火，最为癫狂。

香港影坛就像一座金字塔，天王巨星在塔尖，而在塔座衬托他们的，除了幕后人员，还有众多的黄金配角。

他们的名气也许没有一线明星响，但是他们所刻画的银幕形象却不一定比天王巨星们逊色，甚至有些可以超过。

“四大恶人”便是其中之四，在从事演员这份职业之前都在各行各业打拼，最终因拍电影缺人手而出道。

他们每个人都有着魔鬼般的面孔，成了一代人的童年阴影。

“大傻”成奎安有两道扫帚斜眉，一双牛眼，一张血盆大口，满脸的横肉，加之魁梧的身材，寻常人一见到他，都会避让三分。

“基哥”李兆基也有着高大的身材，至于颜值部分，他没比成奎安强多少，脸上坑坑洼洼，一眼望过去，根本不像善茬。

“傻标”黄光亮在面相凶狠方面不输他俩，大眼大鼻子，自带邪杀的气质，生人勿近的警报从远处就会响起。

“大咪”何家驹与他们不同，其他演员只不过是一脸恶相，他是从头恶到脚，有时候他一出场，总觉得不死几个人都对不起他演的角色。

只不过，令人惋惜的是，电影里他们是呼风唤雨的大佬，但在现实中却个个晚景凄凉。

2015年何家驹因器官衰竭去世，他膝下并无子嗣，身后事和遗产都有亲妹妹一手打理。

他的妹妹曾为了何家驹的遗产争得头破血流，可是，在整理时却发现，他的几本存折里仅有几百块。

2019年李兆基因肝癌去世。

当得知自己被确诊癌症之后，李兆基因没钱放弃治疗，但在古天乐、周润发的帮助下做了手术，也住上了公屋。

术后，他与一直陪伴自己的女友结婚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女友才能在他先走后，公屋不被政府收回。

2009年成奎安因鼻咽癌救治无效病逝。

他走后，并没有多少家产留给两房老婆和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又在30岁时丢了工作，一家人的生活很拮据。

如今四大恶人，只剩黄光亮，但也到了花甲之年。

为了生活，他不敢停下来，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出现在各大综艺、电影、电视剧里，扮演着逗人笑的丑角。

可是在当年，四人可谓风光。

1989年，成奎安有25部电影上映；1993年，黄光亮有12部电影上映；1994年，何家驹有15部电影上映；1996年，李兆基有7部电影上映，担任5部电影的制片人。

他们的生活就是从一个片场穿梭到另一个片场，片酬水涨船高，日子也是惬意无比。

李兆基曾经混过黑社会，也当过话事人，所以他在黑帮片中经常扮演中层领导人。

如《古惑仔》里的吹水基，《江湖告急》里的基哥等等，都是一声令下，血染一条街的角色。

然后，最令观众印象深刻，也是他转型较为成功的角色，是在《食神》里饰演又骚又浪的卖菜佬鹅头。

黄光亮的电影生涯，一直没有离开黑帮角色。

无论是爱情片《天若有情》，还是犯罪片《省港奇兵》，亦或是动作片《监狱风云》，以及喜剧片《开心鬼救开心鬼》。

他只要在电影中一露脸，观众就知道，黄光亮扮演的肯定又是一个黑帮大佬或黑帮马仔。

何家驹几乎没有演过正面角色，在电影中总以坏人的形象出现。

唯一一次的好人经历，是在《孽欲追击档案之邪杀》中饰演懂摸字算命的屠公公，可惜出现没多久便被杀死。

与他们相比，成奎安戏路更宽。

既能耍宝卖萌搞笑，又能装酷扮狠正经，但是，除了《监狱风云》中“大傻”这一角色外，他最出名的台词莫过于《赌侠》里那句“投降输一半”。

然而花样年华百般好，昙花一现惹人疼。

在香港电影由盛转衰的时期，碰上了亚洲金融危机，许多电影公司破产倒闭，演员经常遇到无戏可拍的情况。

再加上好莱坞的夹击，港片的生存空间被一再挤压，拍片数量从几百部锐减到几十部，票房由十几亿降到不足3亿。

香港市场不景气，靠黑帮片起家的“四大恶人”，只有北上内地才有发展。

可是，他们脸谱化的表演风格已无法满足内地影视的需求，拍其他类型片，有没有多少水花溅起。

为了维持生活，他们只能靠情怀在烂片中摸爬滚打，但是终有一天情怀会被耗尽，所以无一技傍身的他们，到了晚年，大都凄凉。

正常来讲，他们人气最旺的时候，应该积累了不少资本，只要不大手大脚的乱花钱，可小安一辈子。

可是，他们的钱敌不过香港过高的生活成本，狭窄、阴暗的隔断房，光租金每月就要2500元—4000元人民币。

居住环境很差，人均面积不到5.7平方米，只比监狱的牢房多27%，若长得高一点，睡觉连脚都伸不直。

这里到处充斥着气、鼾声、吵闹和疾病，他们都自嘲自己连畜生都不如，活得没一点尊严。

买房更是天方夜谭。

余文乐曾在访谈节目中说：“一千万只能在香港买到一室一厅的房子，像张智霖、张家辉他们都是拍了很多电影后才有钱买房。”

这些影帝都如此艰难，更何况没有片约的“四大恶人”，他们的处境只会是比差更差。

在香港，看病很难，也很贵。

普通人根本不敢生病，一旦生病，搭进去大半辈子的积蓄不说，还得面临倾家荡产、债台高筑的窘境。

四大恶人中，除了健在的黄光亮，有三人都是因病去世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，即没钱看病。

他们早年染上的恶习，也是他们生活困难的原因之一。

何家驹有赌瘾，李兆基有毒瘾（后戒掉），又喜欢学人投资，可他们都不懂商业运营，结果投资失败。

他们就好像坏人演多了会被老天惩罚一样，老了老了，落了个贫，还受尽贫的欺扰。

他们的悲情故事和香港电影的落寞，更像是被时代选择性淘汰。

因此适应时代和制度的不停变化，不仅是电影人要考虑的事情，更是每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。

如果想要老时不受贫，年轻时候努力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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